今年63岁的谢女士出生于解放前，父亲娶有一妻一妾，谢女士为父亲与小妾之女。嫡母杨某，即谢女士父亲的正妻，曾生育一子，但于1949年死亡，此后一直未育。解放后，法律规定一夫一妻制，谢女士父亲遂与其生母解除了婚姻关系，与正妻杨某共同生活。谢女士也随了父亲和杨某居住在一起，直至1970年知青下乡离开上海。

　　2001年至2004年，谢女士的生母、生亲相继去世。此后嫡母杨某开始独居，期间经常有旧时好友及单位同事前来探望。2009年6月，杨某去世，谢女士在整理杨某遗物时发现，杨某生前的银行存折、存单、身份证等物品被药厂工会“统管”，且药厂工会已提取了杨某的43万元银行存款。

　　工会出示“赠与遗嘱”

　　当谢女士找药厂工会理论时，药厂工会告知杨某已将财产赠与了单位，并拿出了杨某立下的两份遗嘱，一份为药厂退休职工管理办公室负责人代书的手写遗嘱，盖了杨某的章，另一份为打印遗嘱，两份遗嘱内容相同，均写明杨某所遗财产赠与工会，立遗嘱人处均盖了杨某的章，并按有手印。并有药厂的两名退休职工作为见证人，退休职工管理办公室作为见证单位。

　　为此，谢女士一纸诉状将药厂工会诉至浦东法院，理由是药厂工会占用了杨某43万多元的钱款。

　　法院判决遗嘱无效

　　法庭上，谢女士诉称，杨某可以识字写字，遗嘱没有杨某亲笔签名，系被告伪造;且代书人、见证人与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，遗嘱应为无效。

　　被告药厂工会辩称，多年来，原告对父亲及嫡母未尽赡养义务，杨某生病期间，工会人员经常前去探望，并细心照料，杨某为此深表感激，多次表示要将财产赠与单位，才立下遗嘱;当时杨某正在生病，故没有在遗嘱处签名，仅盖了章并按有手印。

　　法院经审理后认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》第十八条的规定，与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。本案中，遗嘱代书人、见证人以及见证单位均与被告药厂工会具有利害关系，故本案中的遗嘱应为无效遗嘱，据此，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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